《故投降首领诺思计墓志》：“敕赐卢姓，名庭宾，望范阳郡。扶余府大首领、游击将军，守右领军卫京兆府文学府果毅”。其志文末又云“天宝七载五月□日，终於京兆府万年县平康坊之里。嗣子卅二。”由墓主去世时间推算，其入唐时间当在开元年间，故金荣官、范恩实皆认为诺思计“扶余府大首领”之号是渤海官职，其身份是渤海人。按，唐蕃望之制，朝贡、内附之四夷酋长皆被称作“首领”，“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初入唐朝而无授官者，被称“首领”，与官等挂钩，可构成结衔的一部分。此处“扶余府大首领”显录自唐授告身之文字，与后文“游击将军、守右领军卫、京兆府文学府果毅”构成诺思计降唐后的一次授官结衔。在唐朝告身中不能承认渤海地方府制和官制，若诺思计果自渤海而出，按文例亦应标做“渤海大首领”，所以此处“扶余府”与慎州“浮渝靺鞨”相同，都指扶余故地之靺鞨。由此可知，扶余靺鞨酋长诺思计于开元间投唐内附，因其部众势力较大，被冠称“大首领”之号。“扶余府”所代表的扶余靺鞨与其邻近的黄头室韦、达垢在唐朝观念中，皆并存于世。
二
开元十八年（730），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主李召固，率部落归突厥，时常袭扰幽州边镇，唐朝共花费五年时间方平定契丹之乱。在此期间，唐与契丹、突厥形成两大敌对阵营，渤海加入契丹一方，对唐朝营州边镇形成战略上的东西夹击。《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即是记录当时各方关系的重要史料，首先追忆了唐与契丹在开元十八年的“平卢之战”、二十年（732）的“(墨)[黑]山之讨”，其后重点记述薛楚玉领导的“卢龙之师”与松漠漠庭之战。但是，《露布》所载幽州长史薛楚破契丹大捷，未见其它诸书，前后态势仍不清晰，需首先考析其基本史事。
薛楚玉任幽州长史在开元二十年六月赵含章坐贓罢免之后，二十一年（733）秋张守珪接任之前。《李永（宣）[定]墓志》记“（开元）二十一载，节度使薛楚玉差公领马步大入，斩获俘级，不可胜书”。此役当在开元二十一年上半年无疑。《资治通鉴》、两唐书仅述此年闰三月契丹寇边，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率兵一万及降奚与契丹战于都山，可突干引突厥之众合战，唐军败绩。那么“卢龙之师”与“松漠漠庭”两役当皆在郭英杰渝关都山之败前后。《露布》记“卢龙之师”中，可突干“西连匈奴（即突厥），东构渤海，收合余烬，窥我阿降奚”，力图在突厥、渤海的配合下夺回对奚族的控制，属契丹联军为攻，唐军居守势。是役的结果是“我行军七千乘，天假威灵，黜之硖口……我降户完然坚利，而（西）[四]蕃辎畜十遗半矣。”剔除夸诞之语，可知此战实为唐军扼守渝关硖口，狙击契丹；而郭英杰则是率部追击至渝关外都山之下进行野战，从形势上看，两役显是前后相继的。在唐军成功阻击四蕃联军后，由守转攻，因贸然出击而遭到契丹、突厥联军的合围。《露布》不言败馁，只言大胜，故对郭英杰事避而不谈。此后，径云松漠漠庭之战的原委：“臣（薛楚玉）以为突厥锐而逃，渤海慑懼势未敢出，契丹大战之后人马俱羸……臣与侍御史王审礼、节度副使乌知义及将士等佥议……适会敕令臣讨逐（契丹），臣已准敕书。”郭英杰原位在乌知义之上，此处已无郭名。又其后云诸军“四月二十三日夜衔枚渡黄（潢）河，质明顿夫松漠漠庭”，时间恰在闰三月后。可知，唐朝是在郭英杰败亡后，发动各路蕃汉大军直逼契丹松漠漠庭的。虽《露布》罗列战果颇丰，但此役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彻底击垮可突干所部。薛楚玉“以不称职见代而卒”，可见时人的看法。由此可以认为，唐、契丹开元二十一年之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唐兴“卢龙之师”，扼守渝关，击退四蕃联军；其二，唐军郭英杰部转守为攻，败亡；其三，薛楚玉大军直捣契丹衙帐。
在战役第一、二阶段，即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契丹“西连匈奴（即突厥），东构渤海”主动寇掠亲唐的奚族地域，是役有“四蕃”于渝关一带攻击唐军。古畑徹认为此四蕃即契丹、突厥、奚人、渤海。比证《资治通鉴》、两唐书、突厥《毗伽可汗碑》可知，契丹、突厥、奚人确是直接参与了都山之战，然而渤海之情况则应另作讨论。见于文献所载，渤海与唐朝战争只有两次，其一是开元二十年八月，渤海遣张文休由海路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实与同年唐、契丹黑山之战相呼应，此役事实清楚，不再探讨。其二是渤海由陆路侵寇营州，即渤海与契丹在战略上东西夹击的联合行动，构成“卢龙之师”的东部战线。樊汝霖引许孟容《乌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艺出海滨，至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营士马防遏要害。”马都山（即都山）在唐榆关至营州防线之北，属契丹、奚胶着地域，渤海欲至马都山，需自东向西突破唐平卢军营州—渝关防线，即所谓“出海滨”。韩愈《乌氏庙铭碑》称“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壍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麾下，边威日张。”按，出渝关东北，循白狼水（今大凌河）河谷至营州治所柳城计480里，乌承玼“四百里”防线当是沿营州柳城至渝关交通要道而筑。此役营州没有内迁侨置，说明当时唐平卢军在东部战线成功地将渤海西征军阻挡在营州—渝关防线以东，渤海军队没能投入都山战役的主战场，与契丹合兵。
至第三阶段，即松漠漠庭之战前，“突厥锐而逃，渤海慑惧势未敢出”，渤海在第一阶段受挫后，再无力进击。唐朝在组织各路力量进行进讨契丹的同时，也动员包括扶余靺鞨在内的东北族群制衡契丹。据《露布》所记，有“饶乐归义王李诗、衙官可支、刺史伊觅睧烛禄，并里水、扶余、如者、违未卢、东胡杂种君长之群……二万五千余骑”参与到讨伐契丹的行列之中。此处“里水”为“黑水”之讹，“违未卢”应是“达末卢（常作达莫娄）”，加上如者、扶余靺鞨，他们的分布地域皆在契丹与渤海之间，自北而南对契丹侧翼形成威胁。《乌氏庙铭碑》“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麾下”之语正与此相参证。此种态势对于东部的渤海而言，亦是有极大的战略遏制力的。黑水靺鞨、如者室韦居地皆在渤海北部至西北的地域，直接对渤海北境形成压力。达末娄又称豆莫娄，居地在松花江嫩江合流处之东北，切断了渤海西出它漏河（太鲁水）北部路线，达末娄之南的扶余靺鞨与黄头室韦则正当渤海契丹道，渤海直接联通契丹居地的两条主要通道同时被阻隔。渤海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西出长岭府走营州道，与唐平卢军正面交锋，而不能由北线直接与契丹合兵进击。
讨论至此，唐开元年间东北族群的政治态势基本清晰，同为靺鞨系统的扶余与渤海分属唐朝与突厥—契丹两大敌对阵营。渤海国在大武艺统治时期受制于扶余靺鞨、黄头室韦、达垢诸部，其控制领域尚未达到伊通河下游以西与契丹直接邻境。大武艺在727年致日本启书曾称“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是指渤海国占据了高句丽故地，其中包括高句丽曾占领的扶余故地东部。《三国史记》引贾耽《古今郡国志》：“渤海国南海、鸭渌、扶馀、栅城四府，并是高丽旧地也。”，此条记录是根据762-764年间韩朝彩出使渤海见闻而得，去薛楚玉讨契丹之战有30年。可认为渤海早期扶余府是设在高句丽故地的扶余城一带，其西与扶余靺鞨应以原高句丽长城一带为界。应该看到，这一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与突厥之间博弈的结果，至开元二十二年（724），突厥开始走向衰弱，反唐联盟失去有力基础。唐朝借机得以平定契丹可突干之乱，形成战略优势。渤海国不得不调整政策，重新恢复对唐朝贡政策，使得东北区域格局再次发生转变。
三
开元二十三年以后，渤海朝贡使者络绎至唐，双方又重新回到封贡关系的轨道上。此后的几代渤海王一直利用对唐朝贡关系，营造相对稳固的外围政治环境，集中力量开拓周边疆域。渤海北部的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等族并入渤海疆域，“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在唐天宝年间以后，渤海在东北地域格局中逐渐占据优势，扶余靺鞨失去了唐朝的后援，自然也成为被并吞的对象。
目前尚无渤海疆域西拓的详细记述，但比照渤海扶余府辖境的变化，即可明了。《新唐书·渤海传》记述的渤海扶余府范围已较贾耽《古今郡国志》有了较大扩展：“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此段记述的扶余府统辖范围已含盖了全部扶余故地，向西与契丹邻境。这应是9世纪初张建章出使渤海之见闻，那么在此之前渤海已经完成了府、州的整备活动，渤海吞并扶余靺鞨的时间应在8世纪末。至辽灭渤海时，扶余府的治所已在今农安一带，可知渤海在西拓之后，亦将扶余府的统治中心西移至伊通河下游的扶余靺鞨居地。
渤海属于多族群复合政权，上层统治者是原靺鞨人与高句丽人融合形成的渤海人，对被征服的靺鞨族群多采用羁縻役属的形式进行统辖，并利用府、州等中心城镇对被统治的靺鞨人进行控制，以各部靺鞨的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统辖其原有部众。渤海在吞并扶余靺鞨后，自应依照如此方式进行统治。其中具体状况，因资料匮乏已不得而知，从辽初的女真记事中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辽史》卷一《太祖纪》：“明年春（唐天复三年，903），伐女直，获其户三百”，“明年（唐天祐三年，906）十一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后唐同光二年（924）七月，“阿保机率兵东攻渤海。至九月，为邻部室韦、女真、回鹘所侵”，同光四年（926）正月，“契丹寇女真、渤海”。这几条史料记述的女真在阿保机所居龙化州之东北，常常对契丹东侵渤海形成阻碍与骚扰，所以其居地又当邻室韦南境。考诸史实，距离契丹最近者为黄头室韦，其游牧地在今洮儿河以南，嫩江与松花江合流处以西。那么同时与诸项条件符合的方位只有渤海扶余之西境，可以说阿保机征讨的“女真”居地在渤海扶余府境内。这部分“女真”显然不是黑水靺鞨人，而是受渤海押领的扶余靺鞨人。他们保持了较为完整的部落组织，应是被渤海当作防御西境的前驱使用，因而同时与契丹、室韦发生互动，从契丹的视角被看作“女真”。随着契丹灭亡渤海，将东北地区纳入辽王朝的疆域，女真族群观亦逐渐取代隋唐时期的靺鞨观，占据历史叙述的中心地位。
“女真”是“ǰurčen”之汉译字，该族称原本的词源与具体意义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其音译用字有则鲜明的契丹色彩，是由辽朝传入中原的音译语汇。由此可知，最初的女真记事是在契丹语境中进行传播，并不可避免地带有契丹“女真”族群观的印记。从具体史实看，女真族群观是以契丹为中心视角，对靺鞨社会进行的重新认知与划分，这一过程亦是与契丹东北经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契丹以自身居地为基准，按照方位将靺鞨标识为“东北女真”“北女真”与“南女真”。“东北女真”在契丹建国前主要指与其邻境的扶余靺鞨，此后随着辽人在东北经略的深入，改扶余府为黄龙府，将其转变为镇抚松花江流域女真诸部的军事重镇，此时的“东北女真”的指涉范围东移，主要指松花江流域腹地之女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辽人不断调动诸如隗衍突厥部、铁骊部、北唐古部等部族军移驻黄龙府，以镇东北女真境。至辽末，黄龙府周边已成渤海、铁离（骊）、吐浑、女真、室韦、乌舍、契丹、回纥、党项、奚诸族的杂居之所，黄龙府的靺鞨人原有相对稳定的部族组织形态被打破，按照军政建制进行活动，扶余靺鞨的族群聚居的地域基础与组织形态基本消解。
由此可见，契丹人采取了与唐朝完全不同的经略方式。契丹以自身腹地为中心，将东部邻境的靺鞨人按照方位分为三部分，统称之为“女真”。扶余靺鞨在被渤海吞并后，曾作为扼守西境的前驱，首先受到契丹攻掠，被纳入东北女真的范畴。此后则契丹直接采取跨区移民，域内族群外迁，域外族群内迁的做法，将该地变成经略松花江流域女真的战略重镇黄龙府。这使得扶余靺鞨发生离散，逐渐消融于女真这一新的范畴之内。
四
渤海初期到其灭亡，统治集团的族群归属性一直在发生变化。从王族来看，建国者大祚荣最初出自粟末靺鞨，曾附于高句丽，被人称作“高丽别种”。此后他与部分靺鞨人、高句丽人东奔建国，被唐朝册封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这意味着唐朝赋予新兴靺鞨政权在东北羁縻封贡秩序中的特定身份与政治地位，大祚荣的归类范畴也由“高丽别种”转变为“渤海靺鞨”。本于苏冕《会要》的《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即是分别从现实与历史两个角度对大祚荣的身份进行了界定。对于渤海这类具有复杂族群归属性的政治体，唐朝授予其国王的封号“渤海”是统治集团在唐代东北封贡秩序中取得最优政治利益的唯一标识，也能够强化统治集团特定的政治凝聚意识。渤海初期，建国集团内部的靺鞨与高句丽人区分较为明显，而至渤海灭亡后，统治集团已经凝聚成与靺鞨、高句丽皆不相同的渤海人，并为外界所认可。可以认为，对于渤海这类具有复杂族群归属性的政治体，唐朝授予的政治标识能够转化为渤海国内主流的族群归属范畴。
五
8世纪以后，渤海王权外在合法性的基石是唐朝册封秩序内的政治身份。日本、新罗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用渤海王族与高句丽的种种历史联系极力削弱渤海在唐代封贡秩序中的政治地位。日本在天平宝字年间多次在外交文书与接待仪式上直称渤海为“高丽国”，迫使渤海遵从“高丽旧记”向日本朝贡，企图以此建构自身为中心的小封贡秩序。新罗与渤海交恶，为争夺唐朝封贡秩序中的蕃望地位，双方曾发生著名的“争长事件”。在此事件前后，新罗在几篇表、状中多此强调渤海建国期的王族与部众出自高句丽，实为激发唐王朝对渤海国的敌视情绪，争取唐朝的支持对抗渤海。仔细分析多篇表、状，不难发现新罗十分清楚渤海建国者粟末靺鞨的背景，然而却特意选择突出、强调渤海中的高句丽因素，称“惟彼勾丽，今为渤海”。这种方法即是片面突出渤海建国者某段历史上的经历，建构新罗的渤海史观，试图影响唐朝的决策。可以看到，渤海王族的粟末靺鞨起源说、建国集团的高句丽因素已成为周边国家压制渤海政治地位的重要证据，自然会被渤海统治集团所抵制。
渤海根据自身内外的政治环境，坚持将渤海人视作统治集团基本属性，并建构独特的文化形式，与下层被统治的靺鞨族群拉开距离。在这一背景下，渤海初期建国集团中曾存在的靺鞨、高句丽族群意识可能残存于一家一姓的私人领域，但其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在官方强势的渤海观挤压下，逐渐被边缘化，直至消亡。渤海人的凝聚意识以政权为依托，日渐巩固，以至于在渤海被契丹吞并之后，仍能一直保留独特的文化形式和族群归属意识。
为便于手机阅读，注释从略。
【注】文章原载于《史林》2017年第5期。
责编：曲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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