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唐代的县令分五等:京县,正五品上;畿县,正六品下;上县,从六品上;中县,正七品上;中下县,从七品上;下县,从七品下。崔安敬之前任县令的昌松县、乐至县均为中县,是“正七品上”官职。太仆寺主簙虽为“从七品上”,职别要比之前略低,但毕竟是京官,其地位却比地方的“正七品上”要高。之后升任的益州双流县为畿县,是“正六品”官职,但崔安敬在此位置上却被“寻加五品”。洛州缑氏县为京县,为“正五品”官职,相同的级别,京县的位置要比畿县高一等。崔安敬的前半生可谓是仕途平坦,一路升迁。但人生难免会遭遇坎坷,之后崔就“命舛中年,位居下邑”,“以他事”调任宣州宣城县令,不久又出任台州宁海县令。宣城县和宁海县均为上县,只是“从六品上”职位,崔安敬为何被降职调任?墓志上没有记载。
研读墓志,可见崔安敬阅历丰富,仕途曲折,担任“洛州缑氏县令”是他仕途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并在之后降任宁海县令的位置上画上了人生的句号。缑氏县,位于今洛阳市偃师区,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置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境内缑氏山(亦名缑山)因西王母(姓缑)在此修道而得名,也是周灵王太子晋(王乔)升仙之地,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名闻遐迩,声播华夏。后王子晋“乘白鹤而去。道家称为右弼真人,治桐柏山,掌吴越水旱”。这里所称的桐柏山就是天台山,从明代龙德孚《玉芝记》中:“台之宁海,古缑城地,子晋丹井实在焉”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王子晋治桐柏山之事可能发生在宁海。王乔太子于缑山升仙是著名的历史传说,主要是讲抛弃功名利禄而求长生解脱的故事,崔安敬作为县令,他肯定也是非常了解洛州缑氏和台州宁海两县因这则故事而产生的深厚渊源。
墓志载,崔安敬“以载初元年七月五日卒于宁海之官舍,春秋六十有六”。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宁海县在“永昌元年于废县东二十里又置,载初元年移就县东一十里……”所以,从时间上推算,这位崔县令是在永昌元年到宁海任职,并着手进行宁海县的复置和县治的迁建工作。唐永昌元年只有十个月,十一月武则天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夏历,在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年号为载初元年。可见,崔安敬从调任宁海县令至在官舍去世,大约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非常严谨,置县和县治的迁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之事、朝夕之功。崔安敬以六十多岁高龄调任宁海县令,“虽怀坦荡,终倦推迁”,在官场不顺,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要为宁海县的复置和迁治这两件大事操心劳累,以致遽先风烛,卒于宁海官舍。从志文内容可以看出,崔安敬生前对缑氏县这个地方有着“直把他乡作故乡”的眷恋与厚爱,以至他在客死宁海后,并没有选择就地长眠,也不选择归葬博陵故里,而是千里迢迢移柩至洛州,与夫人合葬于“故缑氏原旧茔”。
自晋代开始,道教在宁海一带盛行。史料记载,葛玄、葛洪、张伯端、张少霞、陶弘景、司马承祯等著名道士来这里进行炼丹、传道等活动,并在各地留有遗迹。宁海有很多古地名,也是直接取自道家的有关传说与典故。在崔安敬调任宁海县令期间,正是宁海道教盛行之时,台州一带“王乔信仰”兴起。从中原缑氏县转折来到东海之滨的宁海,这两个地方恰恰又都是“王乔升仙”故事的发生地,这让崔安敬心中难免会产生很多的感想。
宁海县治迁至广度里时,这座县城即被称为“缑城”,这是许多文史学者的共识,但“何以缑城、缑城何以”却始终是大家心中的迷惑,缺乏史料佐证。《大周故朝散大夫行台州宁海县令崔君墓志铭并序》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考证“缑城”来历的线索。作为一名县令,以他所拥有的权力,崔安敬借用王乔升仙故事,以“缑”字来命名自己亲手打造的新县城,以展示自己的成就和感悟,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断。
(图为作者收藏的墓志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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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甬派
□ 图文:周衍平
□ 排版: 天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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