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堪称汉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戏”的皇帝之一。有意思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看法，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同时代的司马迁写《史记》时，把他批得够呛；到了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评价就温和多了；而到了现代，他的历史地位更是蹭蹭往上涨。这“评价变脸”背后有啥门道？咱今天就掰开揉碎聊聊这事儿。

第一幕：古代史家怎么看？——两位“司马”的隔空对话

1. 司马迁（西汉“现场记者”）：“汉武帝，你可把老百姓折腾苦了！”

亲历者视角：司马迁和他老爹都在汉武帝朝当过官，亲眼所见，感受深切，他的《史记·平准书》简直就是一份血泪“控诉状”：

经济搞砸了？汉武帝推行盐铁国家专卖、“均输平准”（国家插手市场），在司马迁看来，这是“与老百姓抢生意”，结果搞得商人破产、民间经济死气沉沉。

打仗打穷了？为了打匈奴、开疆土，把文景之治攒下的老本儿全打光了，最终“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国家掏空，按当时说法是户籍人口锐减，民生极度困苦）。

酷吏太吓人？重用张汤这类狠角色，搞“告缗令”（鼓励举报富商财产），弄得人人自危，社会陷入恐慌。

晚年后悔了？司马迁虽然也提了一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反思（停止大规模征战并转向休养生息），但整体上还是火力全开地批评，字里行间呼唤的是儒家那种“仁政爱民”的君主。

2. 司马光（北宋“老干部”）：“汉武帝嘛，功过五五开，教训很深刻！”

政治家视角：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初衷是给皇帝当“治国教科书”，他的评价更像“老干部做工作总结”：

功劳要记：

打跑匈奴（攘夷），开拓疆土，把汉朝的地盘打扎实了。

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影响后世两千年。

过错也要提：

他认同司马迁对汉武帝“经济压榨、穷兵黩武”的批评，但更强调：皇帝应“守静以安民”（保持政策稳定，让百姓安心），不能总想着从百姓口袋里掏钱。

核心是教训：写汉武帝，主要是给宋朝皇帝敲警钟——想开疆拓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家底！政策再猛，也得顾着老百姓死活（平衡进取与民本）。

写法讲究：他把汉武帝一生分成几段来写，刻意突出“早年英明神武”与“晚年昏招迭出”的强烈对比，就是想说明：“治国如持盈”（治理国家像端着满碗水），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就容易“洒出来”！

两位“司马”隔空对比：

看 点

司马迁 （《史记》）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基本态度

狠批！（近距离目睹百姓疾苦）

功过都说（远距离总结治国经验）

关注点

经济政策对社会的破坏

治国得失怎么平衡

对外打仗

完全否定！（耗光民力）

部分肯定（疆域贡献大），但警示代价太高

晚年悔过

轻轻带过

大书特书！（将《轮台诏》作为帝王认错改过的典范）

第二幕：为啥现代人给汉武帝“加分”了？

时代变了，看历史的眼光也跟着变了。现代史学家给汉武帝“翻案”或“加分”，主要有这几方面原因：

1. “大中国地图”的功劳：

如今我们有了清晰的“中国版图”概念，再看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平百越，怎么看都觉得他是在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打地基啊！功劳太大了。

卫青、霍去病这些名将，也从“好战分子”变成了“民族英雄”，成为抗击外敌、保卫文明的象征。打仗的性质，在很多人眼里，从“劳民伤财”变成了“保家卫国”。

2. 拉长镜头看“遗产”：

思想统一的“大工程”：“独尊儒术”统一了全国思想，影响后世两千年，这制度贡献没法忽视。

国管经济的“老前辈”：盐铁专卖、均输平准，搁古代是“与民争利”，但用现代眼光看，有点像国家搞“宏观调控”的早期尝试！历史价值就上去了。

选官制度的“探路者”：他推行的察举制（由地方官考察推荐人才），是后来科举制的“前身”，为普通人提供了上升通道，推动了社会流动。

“一带一路”的“开拓者”：他派张骞通西域（“凿空”西域），最初虽是为联合大月氏打匈奴，却意外敲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大门，为贸易往来与文化互通铺下基石。在今天“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看，这波操作可太有远见了！其历史价值也因此被重新审视，赢得了更高评价。

3. “历史侦探”挖出新证据：

边疆屯田有效？居延汉简等考古发现证明，汉朝在边疆推行屯田（军人种地）制度，不仅有效保障了军民生计，还稳定了当地人口。这也从侧面说明，司马迁所说的“全国性人口减半”可能存在夸大，实际人口下降或许没那么严重。

《轮台诏》是“纠错”典范？田余庆等大学者重新解读《轮台诏》，认为这体现了汉武帝晚年“及时刹车、调整政策”的能力，是古代帝王“自我纠错”的好榜样，为他的形象加分不少！

4. 现代治理的“滤镜”：

“能办事”的政府受待见：如今强调政府要“积极有为”、应对危机、推动发展，回头看汉武帝那种雷厉风行、强力集权搞改革的劲头，反而让人觉得他有“魄力”，没那么讨厌了。

“发展代价”论调：对战争伤亡、民生困苦这些“代价”，现代史学更倾向于把它们放在“冷兵器时代”的大背景下看，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成本”，而非简单归咎于皇帝的“暴政”。

第三幕：历史评价为啥总在变？——背后有啥“门道”

评价汉武帝像坐过山车，根本原因在于：

1. 看历史的“眼镜”换了：

古人（司马迁）戴的是“道德眼镜”（皇帝仁不仁？爱不爱民？）。

近代人戴的是“民族主义眼镜”（对国家统一有功吗？）。

现代人戴的是“制度文明演进眼镜”（留下了哪些长远制度？贡献了什么文明成果？）。

比如盐铁专卖，在“道德镜”下是坏政策，在“制度镜”下可能就成了国家经济管控的创新探索。

2. 现实需要“借古说今”：

21世纪的中国追求国家强大、民族复兴，自然就喜欢回顾历史上那些能“开疆拓土”、“构建大一统”的雄主。汉武帝恰好对上了这个“频道”。

3. “地球村”视角打开了：

将汉武帝和同时代的罗马共和国放一块儿比，再看汉朝在东亚建立的早期区域影响力有多成功，他在“世界历史大佬”排行榜上的地位自然就上去了——这么一看，全球史观确实让他在世界历史中的辨识度和影响力更突出了。

尾声：汉武帝的“魅力”与历史的“镜子”

史家分歧：司马迁心系百姓，痛斥其政策带来的沉重代价；司马光则老成谋国，权衡功过之余，更看重为后世君主提炼治国教训。

今人加分：国家建构层面的贡献、长远制度价值、跨区域视野的开拓，共同把汉武帝推上了“雄才大略之主”的宝座。

最大启示：评价历史人物，本质上是“现在”和“过去”的一场对话。汉武帝的争议之所以大，正因为他把治理国家的核心难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集权高效 vs 民生代价（管得严管得好，但百姓苦不苦？）

雄心壮志 vs 资源极限（想干大事，但国力跟得上吗？）

今天我们审视汉武帝，常从这面“历史镜子”中，照见自己时代的影像与关切。正如史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评价汉武帝，既要看到他那个时代开创性的功业，也要看清那个时代付出的沉重代价。” 这种功业与代价并存的矛盾，恰恰是历史最迷人、也最能启发今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伟大？发展之路，该如何权衡？

（作者：韩兴正）

供稿单位: 长安问道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