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庶民服饰敦厚简朴，有“常服”和“礼服”两种。洪武五年（1372）二月，太祖诏令命妇霞帔可“以金绣之文为等第”，而庶民妇女的礼服“惟以素染色，不用纹绣”。初期时对服饰样式严格要求，至正统、天顺年间，服饰奢华僭越已屡禁不止。天顺元年（1457），金吾右卫白琦上奏称教坊司的乐工妇女僭礼越分，不尊法度“僭服异色花样罗纱、绫缎等衣，内衬大红织金，及戴金、玉、宝石首饰、珠环之类”[6]。明人吕坤记“娼优妇女饰金珠满头”“访得本省妇女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重一两二钱者”。据《金瓶梅》中描述的妇女袄衫、裙裤、高底鞋一应俱全，做工讲究，价值非凡，头梳假髻，有眉勒、钗钿、珠子箍儿等头饰，另有钏镯、戒指、耳环、金玉“坠领”、禁步等配饰，一副上流装束。如第五十九回郑爱月“白藕丝对衿仙裳，紫销翠纹裙，红鸳凤嘴鞋”。《松窗梦语》载：“妇女簪花满头，稍著鲜丽。丑嫫出汲，赤脚泥涂，而头上花不减”。此时服饰已经成为人们互相攀比、追逐潮流、彰显身份的主要物品。
其三，思想文化异调新声。晚明王守仁的心学动摇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她们寻求解放、肯定自我，这些思想是对明代钦定礼制的反叛。另外，通俗小说的兴起抨击了封建等级观念，出现很多坚贞刚烈的女性形象，如杜十娘、玉堂春等。中晚期妇女穿戴工艺复杂、样式精美的服饰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代表其审美意识的提升、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也使明代服饰更具时代特色。
随着服饰不断发展，妇女求美、求新成为时尚。晚明文人所体现的精致生活使人心向往之，不仅有贵贱错位，更出现了“男为女饰，女为道装”的性别错位现象，读书人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以妓女为主要群体，因其职业特殊需求，对服饰的制作别出心裁，样式精巧。文人与妓女交往密切，妓女常以男装见人，取悦宾客，这种追新求异的风尚顺应了当时混乱的服饰。女子“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时人叶梦珠记：“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倡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这种男女混装现象已成常态，不论贫富贵贱，皆以布为耻，互相攀比。另外，明代女子发型也新颖独特，除了沿袭前朝样式外，也有自行创制的新颖发式，如“牡丹髻”“挑心髻”，一直流传至清初。此外，寺院尼姑的服饰也不同以往，“尼之富者，衣服绮罗，且盛饰者缨麝带之属”。奢靡之风无处不及。
服制的破坏意味着传统的思想和等级观念被打破，中后期时不再以名分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而以财富的多少定位。此时门第观念淡化，不同自古以来的等级内婚制，依据门第择偶的约束宽松，在金钱下，伦理已居于下风。婚礼大操大办，效仿宗贵已成常态。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动摇，更推崇女子有才、有智。商贾愿娶善理财者为妻，文人墨士愿娶才女。女性也不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不仅男子择妇，亦有女子择夫。另外，倡优、家奴也乘车舆招摇过市，侈僭无忌，服制混乱由上至下，加速了王朝的腐朽和社会风气的凋敝。
中后期时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可观，时尚潮流也从吴越向周边扩散，奇异的服装多来自江南，其中妓女对服饰风尚的引领尤为明显。明代妓院林立，娼妓众多。其中不乏色艺双绝之人，名妓虽身陷风尘却始终保持时尚风雅。在晚明的集会和画舫游玩中频频可见妓女的身影，这些社会活动中不乏其他阶层妇女，且当时妓女与仕宦闺阁之女交往密切，随着妓女积极广泛的参加活动，加之晚明时传统观念趋于淡薄，其所着新颖、精巧的服饰便得到传播和效仿。妓女所着的大红绉纱夹衣未过一年便在民间流行起来，无论是豪华公子还是贩夫佣妇，无不服之。这表明民间妇女模仿娼妓已然成风，忽略了妓女的社会地位，只追求标新立异的样式。
礼制的衰败无疑意味着王朝的凋零，至清入关后，采取的“十从十不从”使得一部分明代服饰在清时得以继续存在。明中后期服饰的异象，表明旧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关系，封建等级制度被打开了缺口，此时的服饰亦迎来发展的新时代，也使明代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占有重要地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